盛昭瀚：纪念刘豹先生——超越学术范畴的文化记忆

本站讯（宇文慧 彭彬彬 陈瑾钰 赵瑾 整理校对）为传承创院院长刘豹先生精神，激励后辈不断奋进，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举办“功勋不朽、薪火永传”一一纪念刘豹先生诞辰100周年系列活动，纪念报告环节中，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教授盛昭瀚，做题为《纪念刘豹先生——超越学术范畴的文化记忆》的报告。

盛昭瀚教授

纪念刘豹先生——超越学术范畴的文化记忆

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之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个会议，能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可能主要是由于我的年龄。因为我是个老系统工程人或者老管理学人，我今年80岁了。所以说，安排让我第一个做汇报也主要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我今天的汇报的题目是超越学术范畴的文化记忆。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纪念刘豹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就我个人，已经远远不止是追忆先生平凡而辉煌的一生，以及他的求真求实的精神，三尺讲台、四季晴雨的胸怀，而是一次触及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的那份震撼和感动。

今天刘先生诞辰100周年，按照中国的传统，20年为一代人，我们今天大概有四代人在一起追忆刘先生。我可能是四代人当中的最前面的这一代，跟先生正好相隔20年。

引领学科前沿，成就科学“绿洲”

刘先生祖籍江苏武进，抗战时期到重庆大学去读书，后来就在北洋大学任助教，又到美国去读书。1949年拿到学位以后，他已经被聘任为Baldwin机车厂工程师。但是这时新中国诞生了，刘先生1950年2月回到了新中国的土地。

对刘先生而言，先是教育部介绍到大连海军学校，后来到天大从事工作，这些平凡的数字或者他的平凡无奇的经历，对那个时代有一定了解的人们会感悟到其中一些很深邃的蕴意。就像最后一位湖北校友会原会长（湖北校友会原会长常恒毅）所介绍的，只有经过那一个时代的人，才会切身感受到刘先生品质的高尚。

刘先生是在新中国的欢庆锣鼓声中自海外归来的科技人员，他的目的就是为新中国建设服务，他以国家的需求为导向，先军后民，不挑不拣。

几十年来，刘先生一直从机械、化工仪表、热工仪表、自动控制到电力及自动化工程、系统工程，我感受到，他在一步步丈量着新中国的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前进步伐，同时还站在学科的前沿，与时俱进。

不难想见，先生完成了多少开创性的工作，又有多少突破性的成果，但是先生1954年才评为讲师，1956年评为副教授，七年以后，到1963年才评为教授，这个比我们现在的年轻的一代讲师、副教授、教授要慢得多，但他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映现出先生心间那淡泊明志的一泓清泉与月辉。这是老一辈科学家普遍的品质，这就是刘先生数十年来如一日，他的博学多才、勤奋严谨、大师风范、两袖清风、提携后学的崇高品质。

前面的好多人都说了，刘先生是我们崇高的榜样。今天在座的许多人还因为与先生开拓和从事的系统工程领域相同或者相近，与先生多了一份亲近感。

从学理上讲，运筹学、系统工程，与今天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同根同源。恩格斯讲，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建制。在我们国家的上个世纪50年代，没有管理科学与工程，但是那个时候有一批世界著名的控制论专家、数学家，像吴文俊先生、华罗庚先生，还有钱学森先生，他们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里面都做了有关系统工程和运筹学的开创性工作，培养了当时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杰出人才。

从我们当今的学科内涵来看，当时的运筹学和系统工程实际上和我们今天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有着共同的渊源和根脉；当时的系统工程的发展也为今天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发展积累了必要的潜能，甚至对今天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内核与范式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规定性。

因此，当时的那一批科学家们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和后代人的极其宝贵的科学财富。所以我在一篇文章里面说到，在一段时期，系统工程是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生命中的一块“绿洲”。

几代传承发扬，精神根脉不衰

改革开放以后，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系统工程从航天的“点火”到中国的“星火燎原”。1978年，刘先生从自动控制转向系统工程，这是当时中国的一种建制，在全国几乎像星火燎原似的，一批自动控制专家都转到系统工程，因为系统工程当时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重大需求。刘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和21位科技同仁共同创建了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又创办了天津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从此，中国的系统工程的发展呈现了新生，也标志着今天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春天的来临！

在那个时期，中国系统工程界有几位大师，首先是钱老，还有像中科院的一批数学家，在自控方面有上海交大的张钟俊先生、南京工学院的钱钟韩先生、天津大学的刘豹先生、华中工学院的陈珽先生、大连工学院的王众托先生、西安交大的汪应洛先生，他们都是当时的自动控制兼系统工程学家。

我们那个时候大概还是中青年人，他们就是我们系统工程领域的学术领袖，那个时候的系统工程可能更处于黄金时期，我有几个非常深刻和鲜明的印象。

第一，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中国的系统工程有群众性的热潮，当时上上下下有一句流行语，就是“某某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来表明我对这件工作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根。到处都举办系统工程培训班，学员们来自全国各地，挤在一个教室里，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管你是穿便装的还是穿军大衣的，都是同学，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上课的中科院数学所的那些数学家们，没有一点架子，黑板擦了又写、写了又擦，搞得中山装上面全是粉笔灰。中科院的物理学家运用激波形成的强间断、强非线性效应来研究城市红绿灯的控制，我们听着觉得非常的新奇。大学里硕士研究生的运筹学课程要讲80课时，期中考试从早上8点一直考到下午2点，做不出来，研究生还不肯交卷。当时的那份对系统工程的热爱，至今好多年过去了，仍然令人难以忘怀。

第二，那个时候的系统工程工作者，“哪怕我只知道一点皮毛，都力求用理论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大到刘先生研究的国家能源、宋健先生研究的人口控制，小到企业的产品下料、农作物的品种配置；领导干部作报告，时不时冒出“这是一项系统工程”这八个字，乐此不疲。这是一种时代性的表现。

第三，系统工程的教育如火如荼，因为系统工程兼理兼工兼管，上能做决策，下能管企业。当时思想特别活跃的年青人，都愿意学系统工程，其中有一批杰出的人才，成为许多专业，特别是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学科领军者。今天天大的一批中年的学科带头人都有着当年系统工程的底子。

第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系统工程在中国的热潮逐渐被管理学，特别是工商管理、企业管理所替代，后来就不再办运筹学学习班了，办企业管理、企业家培训班比较多，系统工程研究的焦点也从实践应用的强烈色彩转到学术理论的论文研究。不少高校也摘下了系统工程的牌子，因为当时教育部有一个规定，系统工程的牌子可以换一个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牌子，但是，后来有些高校又重新恢复了系统工程学科。

这就是今天，在我们中国，几经曲折，同根同源的系统工程和管理科学与工程并存，或者在一个高校里面有两个相对独立又相互紧密耦合的学科存在的历史过程。但是，从学理上来讲，系统工程和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对“堂兄弟”，他们具有学理的同一性。

事实表明，在我国，一个大学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如果能够长期保持平稳，或有较高的水平，往往前期有着较强壮的系统工程的学养的滋润或大师的传承。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刘先生，这就是一个生动的示范。

天津大学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前身是“系统工程”，然后几经发展转换，应该说，现在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有着强壮的系统工程的基础，所以天津大学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全国也是非常优秀的。进一步，天津大学不仅从管理科学与工程不断拓展直到今天发展均衡的多学科学部，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数十年来天津大学的系统工程的优良传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压舱石作用，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稳定住整个学科群。

刘先生的学养和品德通过几代人一直延绵不断，我过去接触比较多的如顾培亮先生、韩文秀先生、寇纪淞老师、齐二石、张维，马寿峰、李敏强等等更年轻的老师，刘先生的精神在他们身上不断地继承和发扬光大，才使得天津大学从最初幼芽中的那一片绿叶成长为今天繁花似锦的百花园，它是有根脉的。

建立“复杂”思维，学术之树常青

当然，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刘先生，告慰先生的不只是这些，我想，可能先生更期盼后人能够传承和发扬前人的事业，让学院、学部乃至我国的经济管理的学术之树常绿，这是一个事关学部、学科、学术发展的大格局、大问题和大学问，这就不得不让我们以今天的视角，进一步深思系统工程和管理科学。

总的来讲，我想我们不宜再从系统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工程管理这样的被认为割裂开的学科划分，而要在整体性、全局性和战略性上面，用“大科学”哲学思维考虑国家和人类的经济管理活动的本质属性和科学范畴的思维范式转移：

第一，当今所有的经济管理的活动、现象、问题和行为，已经在原来系统性的意义下具有了直观感知的“复杂的”和理性认知的“复杂性”本质属性。

第二，人类对社会经济管理的学术研究的发展道路必定要出现适应性的“复杂性”战略转折，而在转折点上将实现经济管理新的思维范式转移。

第三，原来传统的方法论和方法体系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为管理学发展的瓶颈，一种关于管理学研究的新范式已经到来，这就是管理学术界称为“管理：从系统性到复杂性”或者“复杂系统工程和复杂系统管理”时代的到来。

首先，我们看当前的流行语，或者当前的一些新学术话语体系，就能够印证了这一点。例如：东北要振兴，西部大开发，中部要崛起，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每一项工作不仅具有一般系统性，但是具有复杂整体性。

当今，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明白地提出，复杂系统工程在国家治国理政和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中央文件指出，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同时，全世界的学术界都在关注对“复杂”的研究， 2021年，全世界开了200多个与“复杂”有关的学术会议；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正式成立了“复杂系统管理”分会；国家基金委管理学部就把重大科学前沿“探索百年变局中的复杂管理”纳入到“十四五”学科规划中。

他们的工作说明了几点。第一，他们是把刘先生的系统工程的学科的思想提升到当前的时代性和时代化的高度，系统工程和管理已经更为一体化，体现了“大科学”。第二，人们在管理当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牛顿的机械论的世界观和笛卡尔的怀疑论的方法论越来越要突破，经济管理的行为在科学技术革命和百年一遇的社会大变革当中的复杂性挑战，需要有复杂性思维范式和功能驱动。第三，我们把系统工程和管理科学与管理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人们对复杂性怎么看与对复杂性怎么干的统一。第四，钱学森先生、刘豹先生等老一辈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学家们，他们在复杂系统或者系统性到复杂管理这一个转折当中，已经给我们准备了思想内核，更需要我们经过一两代中国学者花大力气努力完成。

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来，天津大学的系统工程，包括经济管理学科群在当前重大的学科变革中，在复杂系统工程和复杂性的管理突破性新领域，做了许多自主性的学术贡献，这既是对刘先生学术事业最好的继承和发展，我想也是刘先生最希望看到的天津大学的学者们的新高度，而不仅仅是对他的许多故事的回忆。

共勉先辈精神，镌刻文化记忆

在即将结束这一次发言的时候，我心中有无限的感慨。

刘先生是天津大学，特别是天津大学经管学部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他们做的工作为我们积蓄了潜能，准备了起飞的条件。

第二，他们淡泊名利、体恤后生的品德，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今天，我们不仅在精神上学习缅怀刘先生，更要在学术发展上面，做先辈们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甚至中国管理学术尊严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一起纪念刘先生，更是一种在宏观意义上的、具有历史性、更深刻的集体记忆，这一类更具有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的集体性的记忆，在社会学里面，称为人类社会行为中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不仅仅是对某个人的某些个别的事件，包括他的思想和实践的认同，更是对那一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所有人的历史责任的理解，并让刘豹先生的精神成为激励我们前进的力量。所以，今天我们在天津一起来纪念刘豹先生诞辰100周年，是一种有着深刻意蕴的文化记忆行为。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