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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认识、新方法与新发现:第二届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与政策研讨会在马寅初经济学院圆满召开

发布时间:2017-11-22    来源:
  由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和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与政策研讨会于2017年11月11日在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举行。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专家型领导、资深学者和学术新锐与参会嘉宾分享了他们在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与政策领域如何为实现十九大提出的“两个十五年”的新目标,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新矛盾的前瞻性思考、缜密分析和前沿研究成果。
  会议组织者,天津大学“千人计划”卓越教授、马寅初经济学院院长,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中祥博士主持致辞和全天的研讨会。他首先邀请天津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973首席科学家舒歌群教授致辞。舒教授代表天津大学向出席会议的各位发言嘉宾及参会人员表示热烈的欢迎,简要介绍了天津大学的历史和学校在能源领域主要工作和取得的成就,高度评价本次研讨会把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纳入整体来进行研究和讨论的意义和重要性,并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刚卸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许宪春博士围绕中国政府统计改革做了生动的主旨发言。许博士系统地介绍了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改革、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和建立全国月度劳动力调查制度等五个方面的内容。他指出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改革涉及两方面。首先,由于研发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研发作为固定资产的属性更加明显,研发支出作为固定资本形成核算的方法逐渐成,故2008年SNA将研发支出由中间投入调整为固定资本形成,从而计入GDP。其次是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核算方法改革。因为成本法导致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被低估,而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的低估会导致房地产业增加值、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的低估,因此,逐步将租金法引入当前我国现行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核算采用的成本法。然后,许博士指出,由于长期以来地区与国家GDP数据之间存在的差距给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使得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势在必行。统一不仅体现在统一的目标,而且体现在统一的核算模式。之后,许博士强调编制国家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关键在于解决资产负债范围的界定、资产负债的估价和资料来源等方面的问题。许博士也介绍了围绕编制包括土地资源、林木资源和水资源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方面的探索。最后,许博士介绍在建立全国月度劳动力调查制度方面,调查范围从目前的65个大城市扩大到全国,实现全国地级市全覆盖,且调查频率为月度。
  主题发言结束,紧接着是产业经济与政策和能源环境经济与政策两个专题。
  在产业经济与政策专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副教授,“2017年度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获得者王勇博士率先做了“马歇尔外部性、产业升级、以及产业政策”的报告。他的报告主要探讨了政府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为什么观测到的产业升级是多样的、以及为什么类似的产业政策在不同的国家带来的结果不尽相同。他与合作者的模型考虑了两种要素和资本密集度不同的多种行业,而且马歇尔外部性存在于至少两个行业。他们的模型是内生储蓄,考虑有限个企业。在政府不干预时,出现多重动态均衡。王教授与合作者的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市场自身也可以完成一定程度的产业升级,但是会历时更久并且可能出现产业升级不完全,也就是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在制定帮助实现产业升级的政策中,根据要素禀赋结构选择“正确”的产业与顺序进行升级很关键,仅仅考虑马歇尔外部性是不够的。他们的模型比较了政府在三种不同情形下的产业升级与社会福利水平,说明违反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追求赶超的“乱为”的政府还不如“不作为”的政府,而后者则不如因势利导的“有为”的政府,因为存在马歇尔外部性与协调失灵。基于这些分析,王教授强调,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的是由要素禀赋结构与要素市场价格信号引导的,同时政府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美国经济评论》文章作者黄振兴博士做了“少年中国的新经济之路-来自行为经济学的分析”的报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很多产业,制度和消费者认知模式还不够成熟。另一方面,中国的新经济产业发展迅猛,创新不断,在一些领域和指标走在了世界前列。黄教授和合作者认为,新经济与行为经济学有一些相关因素。比如共享经济,就好比行为经济学中强调的心理账户/核算:将大额的售价转化成小额的租金,从“储蓄(大额)账户”进入“消费(小额)账户”,让消费者更容易购买。又比如打赏经济,也就是为社会偏好而付款,其中包括互利回馈 、不平等规避、愧疚规避 。又或者众筹,涉及风险态度、熟悉效应等行为经济学概念。所以,黄教授和合作者认为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为中国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合理的注脚是可行的,从而可以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需要注意的潜在问题提供建议。行为偏差和新经济中的潜在问题主要是短视。因此,他们提出了包括信息普及、助推政策、直接干预等可以规避行为偏差带来的损失的政策和监管方面的建议。最后,黄教授强调,新经济是少年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希望所在,如果发展得当,也确实可以起到“少年强则中国强”的效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财经智库》编辑部主任杨志勇博士的报告围绕促进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有效性之争展开。杨教授认为,促进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主要包括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政策,比如,消费者补贴生产者补贴、技术研发补贴、专项的产业支持政策。报告中,通过巨额补贴的效果究竟如何,为什么汽车行业骗补问题一度非常突出,为什么广受欢迎的新能源汽车没有出现,为什么力度很大的消费补贴不受消费者追捧,不同阶段产业发展的需求不同、财税政策的决策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产业,财税政策是不是支持了本来应该还在实验室的产品推向市场等争议,杨教授讨论了一直存在着争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然而政策有效性之争不妨碍产业政策实施。未来的产业发展要灵活运用市场和政府两股力量。杨教授强调,现代财政制度与财税政策的选择需要从税收制度、税收负担、税制结构等方面从总体上综合考虑;同时兼顾减免税和税式支出效果评估、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与统一、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以及完善预算制度。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助理教授孙震博士报告了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中国的产业政策和企业创新的发现。自2000年起,产业政策在中国被广泛实施,旨在达到稳定的产业增长、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和替代低效生产的长期目标。因此,孙教授认为中国产业政策的一个内在原则是激励创新。然而其有效性备受热议。因为产业政策具有粘滞性,一旦出台实施,很难撤回,所以严谨地评价政策效果是很重要的,但政策评价往往很困难。孙教授和合作者主要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质量和数量的影响是什么的问题。他们研究样本来源于A股上市公司。结果显示产业政策会引起专利数量和授权率的上升,同时导致授权专利质量的下滑。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企业利用一些策略,并不难从专利系统获得专利授权;锲而不舍地与专利当局进行协商,会大大提高专利授权比例;然而这个协商的过程会进一步削弱专利的保护范围和质量。因此,如果面临金融约束,那么产业政策有它积极地一面(缓解金融压力、鼓励创新、增加创新企业利润),从而可以扶持有价值的专利、提高社会福利。但另一方面,如果企业的专利行为在实施产业政策之前已经处于最优水平,那么政策将会扭曲企业的动机,导致过多的“低价值含量”的专利被推行出来。综合来看,孙教授判断产业政策可能并没有完全实现它想要激发创新的初衷,在进一步大规模实施之前可能需要重新评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助理教授、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副主编郑捷博士报告了正在开展的信息不对称、工作转换流动性与能力甄别研究工作。郑教授和合作者发现,近年来国企的员工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一端是越来越多能力强的人从私企跳回国企,另一端是能力比较低的劳动力留存在国企,而能力居中的人大部分则留在私企。郑教授团队试图用信息经济学的方法,在博弈论的基本框架下研究劳动力市场与产业政策如何相互作用,并尝试回答信息不对称是否能够解释不同性质企业间劳动力的分布情况。他们的模型对信息不对称的设定体现在企业对员工能力的甄别程度:企业1(以私企为例)能够无成本甄别员工能力,而企业2(以国企为例)甄别员工能力的成本较高。他们研究考虑了企业2甄别员工能力的三种可能情形,并在每种情形下给出了员工工资与企业产出存在唯一均衡的条件。而且,模型可以解释员工转换工作的成本与企业2在筛选员工方面的成本之间如何一一对应,并能够解释这两个因素如何影响均衡结果。郑教授团队模型的结论可以很好的运用到解释目前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国企和私企是如何互动从而影响劳动力分布的。基于分析,郑教授和合作者建议尽量减少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的流动性成本,并促进信息更加透明,这会带来员工待遇、企业产出、社会福利等多方面的提升。
  在下午举行的能源环境经济与政策专题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家首先从成品油价、天然气价和电价三个方面介绍了中国能源价格政策的历史沿革。国内油价市场化经历了近20年的改革,自1998年国内油价开始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通过完善配套机制、缩短调价周期、限制调价波动等多项手段调控油价,以保障国内成品油供应安全和国内经济稳步发展。在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方面,以“放开两头,管住中间”为基本理念,采取先易后难的推进方式,自2011年开始市场化改革试点到目前成效显著,逐步走向以价格监管为主,现已成立两个油气交易中心进行天然气公开交易,同时逐步建立管道全产业链价格核定和监管体系。在电力价格改革方面,政府实行标杆价格管理,实现市场化交易电量快速增加。自2014年10月开始试点到逐步全国推广,先后出台了《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省级电网输配电定价办法》等政策推进改革快速有序进行。最后国家发改委专家指出,虽然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的能源价格改革起步较晚,但是从目前小而快的改革节奏来看,未来我国能源价格改革将克服多方困难,最终通过价格市场化将促进我国能源行业的快速稳步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郑新业教授的报告围绕电改的大背景、电改前的行业问题、电改的主要措施、电改需要国家统筹平衡的问题展开。他首先介绍了能源供给与需求之间不平衡、高碳能源与优质能源供给结构不平衡、消费侧的产业结构不平衡、消费侧的群体不平衡、消费侧区域不平衡、能源消费与环境质量不平衡、能源消费与保障国家安全之间不平衡、“不平衡结构调整”政策目标不平衡、多重决策目标之间不平衡和双头垄断与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不平衡等电改的10个大背景。其次指出电力改革前行业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新能源发电占比较低、外部性大、交叉补贴严重、上下游价格传导机制失灵、电网垄断的效率损失等问题。之后针对改革提出了“三放开”、“一相对独立”、“三加强”的建议措施。“三放开”是指有序放开新增配售电市场、有序放开输配以外的经营性电价、有序放开公益性调节性以外的发电计划;“一相对独立”是指交易机构相对独立;“三加强”是指加强政府监管、强化电力统筹规划、强化和提升电力安全高效运行和可靠性供应水平。最后,郑教授提出了需要国家统筹平衡的若干重大问题,指出我们应科学看待市场、科学使用能源政策工具,不应把能源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如何监管“监管者”,防止监管者滥权;反对电力诸侯经济,大范围配置资源;科学对待电网,创新新的监管办法和工具;科学看待交叉补贴;和抓紧出台普遍服务基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宋枫副教授分享了她关于产能过剩、补贴制度与弃风现象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我国风电行业发展迅猛但浪费严重,出现了“边建边弃”的怪圈。宋教授和合作者的研究主要探寻我国高弃风率背后的原因,尤其是风电支持政策起到的作用。他们从风电投资者视角入手,建立两期风能投资模型。假设市场存在多个同质企业同时进行建立风电场的计划,第一期为建设即选择装机量,第二期生产获得收益,在考虑投资、成本和企业数量等因素求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得到模型均衡解。模型计算出行业发生产能过剩的概率与装机成本和上网电价有关,补贴过高会加剧产能过剩。选取2009-2015年省级数据对模型进行初步检验,宋教授和合作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每多补贴0.1元,弃风率增加约13%。因此可见,政府支持使得风电大规模发展,且近年装机成本持续下降,补贴价格却没有及时随之调整,加剧行业产能过剩。基于此,宋教授指出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更多的市场化手段提高效率,纳入正在进行的电力市场改革打破全额保障性收购,备选方案包括特许权招标和可交易配额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裴建锁副教授做了题为“全球与地方环保需求——基于北京的减缓气候变化的实验研究”的报告。中国对于减缓气候变化这一公共品的贡献不仅有公共品的属性,还具有减少雾霾、改善居民健康等协同效应,这可能在一定程度解释了其在相关政策讨论中的积极姿态,但这种动机是否有微观基础呢?裴教授与合作者采用准田野的实验方法,在保证内部有效性的同时,更大限度的兼具外部有效性。通过对北京受试者关于二氧化碳排放权支付意愿、价格弹性等方面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首先,该研究首次揭示了气候减缓措施的协同效应这一事实可以从个体决策中观测到,但愿意支付的价格较低;其次,为了区分公共品和当地环保需求的支付意愿,设计了北京和深圳两地的碳排放权购买选项,对愿意支付价格的最低值给出了估计,结果显示北京居民对当地环保需求有更高的支付意愿;最后,估计了不同因素对支付可能性的影响并对价格弹性进行了测算,观测到发达国家(弹性较低)与发展中国家(弹性较高)价格弹性相差较大这一问题,拟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进行深入探讨。在展示的过程中,裴教授简要介绍了理论探讨公共品的纯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属性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碳减排是典型的具有协同效应的公共品)以及真实支付意愿(通过实验的方法得出)和填报的支付意愿区别与联系等相关的文献,详尽地讲授了实验原理、方法及对应的现实含义。通过前期调研、分层抽样、发放邀请函、电话注册等过程,共募集317位实地实验参与者,最大限度的保证实验的科学性和代表性。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连暐虹博士呈现了题为“大型地震与现期偏向型消费结构”的报告。心理学理论表明,创伤性事件的经历会对人的行为产生深远影响。经济学文献表明大事件或致命事件可能会改变个体的消费、投资等决策。连教授和合作者结合两个学科,建立消费者两阶段模型,采取差分回归的手段,对经历与未经历大型地震的人群的消费偏好从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两方面进行了行为经济学方向的研究。连教授团队还对地震事件的事前内生性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控制事后影响因素。研究根据世界重大地震数据库数据,选取地震前后的不同时间窗口,分析经历了大型地震的人群相比于未经历大型地震的人群在消费行为上的差异性。连教授通过图表展示了地震经历对个体各项支出占比情况的影响,其主要差异体现在“面向当下的享受”或是“面向未来的投资”的支出方面。其研究结果发现,两类人在储蓄率上没有显著区别,但亲身经历过大型地震的人群会比未亲身经历过大型地震的人群更加地“当下导向”而非“未来导向”,亲历过大型地震的人在教育上的支出相比也更少,但在娱乐、饮品、炫耀性消费、健康和便利性消费上的支出会更多。连教授与合作者还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证伪检验。在未来可以研究的方向上,连教授指出,可以对交互作用,如距离和震级等,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并希望这项研究可以对各类重大事件如何影响个体信仰和偏好这一问题的回答作出贡献。
  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申培垚博士的报告围绕如何改进审查机制以提高企业报告信息的真实性展开。当下,基本上所有的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审查机制都是基于企业上报自己的CO2排放量,并由第三方审查企业报告和政府随机抽查的形式,即两层的审查机制。但是,由于企业可以自由选择并支付第三方审查费用,加之政府对本区域企业的抽查力度不强,这种审查机制容易存在三方合谋的问题。申教授指出,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思路:一是改变三方各自的收益回报,讲真话就给予奖励,讲假话就给予处罚;二是改变审查的结构,即不允许企业选择第三方审查而是随机匹配,同时政府也可以跨区域审查其他地区企业的排放情况,从而实现政府层面的随机匹配——双重随机审查机制。当政府层面的审查动机较弱存在三方合谋时,不诚实的报告很难被发现,使得奖励和惩罚的作用被削减。报告提出激励政府层面的执行力度是解决三方合谋问题的关键。申教授与合作者采用实验室实验的方法,就改变检查结构方面运用三阶段的序列博弈探究双重随机审查机制对企业报告真实性的影响分析。在该博弈中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政府的审查决定是内生的;二是企业和第三方审查之间的合谋是直接的,存在直接互惠关系,但是政府参与合谋是内隐的默契合谋,不会事前观察到企业是否会进行贿赂;三是政府检查的成本较高,不进行检查不会立刻产生损失。在实验中设定两种假设:①政府和第三方审查都轮换(CR);②不完整的轮换——第三方审查轮换(RV)或者政府轮换(RO)。申教授团队的实验结果显示,政府的审查行为没有受到任何轮换机制的影响,但是由政府和第三方审查都轮换(CR)即双重随机审查机制引起的合谋不确定性能显著地减少企业虚假报告的程度、频率以及贿赂情况。这反映出一方面政府作为审查机制的总统筹者在没有其他人审查的情况下,审查结构变化对其行为影响有限;另一方面,即使在审查力度较弱的环境下,双重随机审查机制仍对企业诚实报告的行为体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
  除发言嘉宾外,本次会议还吸引了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山西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海南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城建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经贸大学、中银国际、中海油、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等20家单位的70多名研究人员、咨询师、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后和硕、博士生。
  会议组织者张中祥教授最后感谢发言嘉宾的精彩报告和所有来参会的代表。他表示我们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和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愿与国内外同行一道,共同针对国际、国内重大能源、环境与气候政策问题和产业与经济发展问题展开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十九大提出的“两个十五年”的新目标、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新矛盾做出切实贡献!这也是我们组织这次研讨会的宗旨,愿以此为起点,着眼于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学科重要理论问题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大家一起共同探讨、切磋,共同努力提高中国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学科的整体学术水平、服务政策咨询的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万静、常天骄、葛美瑜、刘妍、张京玉和张钟毓供稿。主办方感谢发言嘉宾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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